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中国的价值是核心，学习西方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57]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致西安鹿尚书的电牍中，张之洞说道：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并追问：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06页以下。
张之洞在正权篇目中有这样一段话：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在教育职衔上具有探花的文凭和头衔。在力量面前，弱者的正当性不能从弱自身获得，现实世界并不同情弱者。然而，若是这样理解张之洞，那显然是把他简单化了。河流的缓急，是直线流动还是曲折向前，并不是河流的理性筹划，而是流向远方的志向、期望与流经的客观可能性条件相协调的结果。
[29]而这一次，他的朋友、同僚普遍认为是个机会的时候，他却表现的迟疑、犹豫不决。预备立宪的预备二字实在是误国之举。二是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间的协调机制。
显而易见，这种解释与前述主观程序正义学说的群体价值模式一脉相承。因为结果于己不利而怀疑法律的合理性，这是人之常情。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因为契合于现代法治理念而广受重视，并且确实在世界许多地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建立全民守法体制机制的过程中也有必要获得重视。但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并未因此走向基于合法律性（legality）的合法性，而是强调两者的区别：这里所用的合法性（legitimacy）是主观意义上的，而合法律性（legality）则是客观意义上的。
同时，法律程序的条文也存在教条化、空洞化的可能，甚至可能成为侵害人们实质权益的幌子。丧失信赖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形式上都是由一次次对法律实施结果的失望累积而成的。
但在守法理论中更常见的是具体标准间的冲突，如法官出于审判效率或专业性的考虑而限制当事人在法庭上漫无边际地长篇大论（当事人会认为这是某种表达的机会）。当然，在具体应用时需要考虑到在不同性质的程序（如制定规则的程序和执行规则的程序）中，实质性参与的具体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些程序规范显然会带有相关部门或领域的性质与特点，从而表现为相当多样化的客观规范。理论与经验不符的情况最突出的就是一些研究发现，程序正义难以影响某些人的守法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是规范性的，在适用时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且法的一般性也要求人们的一致行为——这种法观念与法制度间的张力当然也会影响到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作为一种守法理论，有必要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方法对种种满意进行准确的测量并分析其变化规律，进而将其凝聚为能够以理性判断的制度评价标准。数年后，一项针对中国香港和美国中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中国受试者身上并未出现纠问制程序更有助于消除偏见的影响，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不喜直接对抗，所以抵消了这种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中国人身上仍然存在。只不过学者们认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对法律丧失信赖的情况并不多，因此挫败效应被认为是一种现实中罕见的现象。
共建共治共享本身蕴涵着法治的属性，〔79〕这种属性需要通过在制度形成（共建）、制度实施（共治）、利益分配（共享）等社会治理全过程的各环节建立完备的法律程序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然后分析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可能面对的普遍与特殊观念与制度过程与结果三重挑战。
相关研究对文化的重视也有特殊的背景：早期针对中国人的研究主要在香港进行，当时香港在法律、经济等许多方面都与欧美类似，只有文化差异非常明显，因此将主观程序正义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性归结为文化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其中，心理动机相关的因素因为能有效推动法律规范的内化而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总体而言，法律取决于合作和自愿行为而非强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更是如此。
再如罗宾·韦斯特指出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尊重了我们的智识和主张。对于这个对结果失望→对法律整体失望→对程序失望的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可以令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建立起对于具体法律程序的反思能力，从反面平衡过程与结果。（二）基于法治意识重述守法机制 守法理论的关键在于守法机制，也就是对于人们为什么守法（或不守法）的原因及相关规律的阐释。另一方面，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还需要以实质性参与作为程序本身的价值取向。在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中，研究特定法律程序如何影响人们感受的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发展出一套基于特定心理动机而自愿守法的规范主义守法理论，在近年来欧美的守法理论研究中颇有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社会治安执法政策的转变。最后聚焦于当前的智慧治理领域，尝试将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具体应用于技术性正当程序，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已经有研究指出主观程序正义的挫败效应对于应对当前社会中的参与疲劳现象，以及司法公信力建设，都有直接的启发。然后以守法机制为枢纽探讨相关守法理论的主要结构。
（三）过程与结果 对于程序正义的一种常见驳难是列举现实中存在种种程序上合法但结果并不合理的情况，认为程序正义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实质，进而质疑程序的意义。（一）共建共治共享的程序建构 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表述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至十九大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表述。
因此，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也需要包括协调这两种标准的机制。总体上，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认为能够促使人们守法的程序有四个特征：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尊重对待（respectful treatment）、中立无偏见（neutrality）以及表达机会（voice）。
约翰逊等人进一步认为这种情况与相关人群在殖民地时期被当作臣民而非公民对待的历史经验有关——这些研究显示出程序正义对不同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研究发现：合法性（legitimacy）是促使人们遵守法律的核心。例如杰瑞·马肖的程序尊严理论。这些争议并不能完全推翻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但是它们的确可以引发一些触及理论深层结构的反思。
而人们感受到的法律机关使用的公正程序可以提升其对法律机关的合法性评价，从而遵守法律——发轫于芝加哥研究，学界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威慑理论的规范主义守法理论，其理论基础便是研究程序对人们心理影响的主观程序正义学说。如一项早期研究针对朗·富勒提出的对抗制诉讼程序比纠问制更公正这个命题，设计一项对比实验：研究虚拟了一个让受试者作为陪审团成员参与的刑事案件审判，通过宣读不同的先例和改变事实陈述顺序的方法让受试者形成对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偏见，对比不同的程序消除偏见的效果。
这种守法理论应用于中国法治实践时需面对三重挑战，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关系、法观念和法制度间的关系、过程与结果间的关系。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满意评价大多基于感性认知，本身就存在局限、并且会因时因地或具体个案的利益关系而改变，未必都有益于制度改善。
但是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主观程序正义守法理论的应用也面对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出现在三组关系中，即守法理论应用于特定社会环境时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主观程序正义所影响的观念和法律规范所体现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程序本身所涉及的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将文化视为静态现象，忽略了动态变化的可能。
对这些例外情形的解释，无论是社会认同理论、还是挫败效应，都是试图通过理论阐释将这些例外的特殊性与理论的普遍性相整合。不过，梁觉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表达机会（voice）这个程序正义特征对于中国人和对美国人的影响非常类似，这意味着主观程序正义的基本机制对中国人仍然有效。时至今日，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已具有广泛影响，研究对象的范围除了英美和西欧外，还扩展到了澳大利亚、中美洲、东欧和非洲等地。这对于全民守法制度机制的建设来说，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因此，有必要首先将后者作为前者的理论基础加以概述。对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在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应用，以下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程序合法不等于程序正义，主观程序正义的守法理论需要具备对法定程序的反思能力。
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社会现实，重新审视程序导向的守法理论。而挫败效应似乎也并不像当初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罕见现象。
对此，作者的解释是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不鼓励人际间的直接对抗，这种文化特质抵消了对抗制程序的优势。（三）应用举隅：技术性正当程序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涉及自动化决策的社会治理方式越来越常见，算法治理智慧治理已成为当前越来越受重视的治理方式。